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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政沉疴:抗战征兵只能靠“绑”的五大原因
     发布日期:2015-8-7

抗战进入到1941年,除经济濒临破产、国际局势变幻莫测险象环生外,兵役制度也已朽败至天怒人怨的地步。这年七月,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致信蒋介石,就其所见沉痛写道:

“梦麟此次视察……(沿途)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。沿途所见落伍壮丁,骨瘦如柴,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,或状若行尸,踯躅山道,或倒毙路旁,任犬大嚼。……韶关解来壮丁三百,至筑(贵阳)只剩二十七人。江西来一千八百人,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,而此百余人中(身体)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。……战事起后数年中,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:四壮丁中一逃、一病、一死,而合格入伍者,只四分之一。……若以现在之例计之,恐不及10%矣。”①

能否获得充足的兵源补充,是对日抗战能否取胜的关键。因为军阀割据的关系,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,始终未能建立起“义务征兵”制度——惟1936年,曾在江浙六省中央军控制范围内实施“义务征兵”,训练完毕者约50万人,稍后经淞沪、武汉等大型会战,迅速补充殆尽。至于西南各省,军阀们为维系其军事力量的“私有化”属性,对“义务征兵”制度极度抗拒,故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,始终严重缺乏预备、后备兵员,而必须依赖临时的“壮丁征发”和临时的“壮丁训练”。

兵役制度“先天不足”,若再辅以“后天沉疴”,抗战前途之危险,可想而知。所以,1941年,军政部兵役署联合军统局,开始部署建立全国性的“兵役视察网”。由兵役署出学员,军统局出教官,培训了一大批“兵役视察员”,分派到全国各个兵役管区,进行监察。这些人“可以到团以下各级补充团队点验人马,到各级兵役机关调查和查看案卷;可以直接向军政部兵役署视察室发电报,汇报一切案情或调查材料。”②

该“视察网”建立后,确实起到了不小的效果。据军政部兵役署《兵役月刊》,1942年12月起,至1943年10月止,仅四川一省,由“兵役视察员”检举而被查出的违法舞弊兵役案件,就高达1346件之多。③

同年,当局还部署了一系列其他措施,来挽救将要破产的兵役制度。譬如,推行“国民兵身份证”。该证详细记载了每个国民兵(18-45岁男子)的出身特征,出生年月日、家属姓名、籍贯、脸型、手指的箕斗状况、脸部有无麻子、有无痣、眼睛大小、鼻梁高低等等,均记载在内。目的是堵塞壮丁大量逃跑的现象。再譬如,变更征兵方式,让每个军在固定的管区进行兵员补充,征兵、补充、训练一体化。这样做的好处是,一方面该地区的壮丁,被输送至同一部队,同乡情谊有助于减轻其背井离乡之感,降低逃亡比率;另一方面,部队在管区征兵自用,也可减少中间环节的弊端。④此外,如在县长的考核项目中,特别加重“兵役”一项的权重、选拔“兵役示范县”等政策,均在该年推出,略可见当局整顿征兵乱象的决心。

可惜的是,这种“决心”,并不能阻止“征兵”最终堕落成臭名昭著的“拉壮丁”。按当局的宣传,壮丁从军,保家卫国,是一种光荣,是每个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;但在实际操作中,则是壮丁普遍逃亡。本该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欢送的“壮丁从军”,在整个抗战期间,沦落成了一种你抓我逃的悲惨游戏。对此,蒋介石曾严厉训斥各级征兵干部:

“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,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,情同囚犯,民众触目伤心,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,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。抗战及征募之前途,切受重大之打击,实堪痛恨!兹特重申前令,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,一经查实,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,均予依法严办,决不姑宽。”⑤